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
生物进化论实际上揭示了一种逻辑规律，它是主导动植物的行为或者特征背后“看不见的手”。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有它存在的逻辑必然。
疯狗为什么见物就咬，其实是疯狗病毒“很有智慧”的原因。病毒谈不上有思考的能力，但是它的“行为”却非常合理，越是毒性大的病毒传染性越强。它的内在逻辑是病毒的存在即依赖宿主，又对宿主造成破坏，毒性大、传染性弱则导致它本身很容易灭亡。所以，毒性和传染性的组合中，毒性大、传染性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存在，因此自然界只会选择另外三种组合。生物进化几乎揭示了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斗争的若干逻辑。而这同样可以揭示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规律。
野草与乔木的竞争
“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这是吴晓波对中国企业的追问，周其仁也困惑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成长了，企业却没成长？
我们或许可以从生物群落的基本演替规律来寻找答案：
一片气候适宜的废弃耕地，首先长出的是野草；过几年，灌木丛就会取代野草，占据统治地位；再过若干年，高大的乔木就会逐渐将矮小的灌木排挤出去；最后，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昆虫、动物就会逐步迁徙过来，繁衍、生存和竞争，形成一个比较复杂和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
从野草到乔木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野草、灌木和乔木这些植物需要争夺的都是土地、阳光、水等资源。野草率先占领阵地是因为它具有较为强大的繁殖能力；灌木繁殖能力虽然不如野草，但是由于它的寿命长，是多年生植物，通过岁月的积累，长大的灌木就会形成对野草的竞争优势；乔木的优势则在于它的高度，年头再长一点，乔木就会比野草和灌木获得更多的阳光资源，于是它自然成为新的植物世界的统治者。
从进化的角度看，中国缺乏伟大的、长寿命的企业正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过程，而非一个悖论。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当一个行业进入了巨大的恐龙统治阶段时，产业的演化就到了最后的阶段，整个行业的发明创造速度降低到较低的水平，行业增长率也趋于平稳。因为通常来说，行业增长率非常高的情况下，竞争强度就会相对下降，小的公司就会有机可乘。中国具有伟大的经济奇迹、却没有伟大的公司，公司在寿命和规模上都没有发展到很高级的水平，这正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自然演替尚有很大的空间。
有人不禁要问，那么韩国模式和日本模式都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其一，从经济发展的实际历程看，这两个国家的大公司得到了政府的巨大扶持，它并不是一片废弃的耕地，而是开始就在这片土地上栽种了乔木的树苗；其二，韩国和日本整个经济演化的过程和它们的环境有关，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上来说，它们都是相对比较小的土地，在狭小土地上的生态环境是相对单一的，像中国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必然会存在更复杂的生态环境，自然演化的经济可能更有利。
Google的创意是如何流行的
为什么很多重要的发明都是在资源非常匮乏的车库里，而不是具备各种优势条件的大公司？
哪些行业会趋于集中？哪个特征可以预示一个行业处于成熟期还是生长期？
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公司、公司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组织形式？
为什么“杀手型”业务或者产品总是可遇不可求？
……
进化的逻辑几乎可以揭示所有的疑问，其原因在于企业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它的生死存亡总是与周边的环境，各种各样的经济体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斗争。
近几年最为耀眼的Google，看起来非常类似于一个了不起的进化实验室，员工通常没有被固定指派的任务，员工之间尽量消灭层级，资源和权限要靠自由竞争争取。Google认为“杀手级”产品或者应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们希望获得尽量多的创意，通过自然选择机制碰巧撞上一款“杀手级”的畅销产品。
Google的这种逻辑是相当符合进化规律的。“假如杀手级”产品是能够被发现的，那么这种产品一定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否则就是不可求的，必须依赖自然选择机制。这种观点看似消极，事实上却符合自然规律。这就像永远不可能发明可靠的数学炒股工具一样，假如有一种准确方式可以预计某个股票两个月涨20，那么这个价格必然已经体现在当前了，于是买进的机会就不复存在。
那么企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靠变异和选择规律。正如亚当。斯密和哈耶克认为的那样，规律只能被洞察不能被设计，Google看似被动的忍受变异，接受自然选择的挑选，实际上遵从了内在的逻辑规律。Google也像其他人一样，任何一款发明都非常希望它能流行，但也坦然接受流行或者“杀手型”业务很难控制这个内在的逻辑必然。
定向选择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除了进化的推理方法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