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言，曾任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主席、新加坡商业联合会主席、全球第二大码头经营商新加坡港务集团（PSA）主席，2005年11月1日刚刚卸任新加坡港务集团主席职位。新加坡港务集团目前在12个国家有18个重大项目的投资，在中国大连、福州、天津、香港等地有投资，该集团中国公司总部于2004年3月从大连移师上海，以利角逐上海的洋山港项目。大小洋山港项目是上海重要的码头项目，风险小、收益大，引来众多国际巨头的争夺。据上海港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新加坡港务集团在2003年12月即与上海港务集团有过接触，旨在商谈合作投资洋山港项目。据悉，上海港务集团已铁定拿下洋山一期工程的5个泊位的经营权，后续工程的4个泊位其参与的可能性也相当大。新加坡港务集团希望与上海港务集团以相互参股的方式谋求“双赢”。新加坡港务集团如果得到上海有关方面的青睐并最终如愿拿到上海港务集团的一部分股份，就等于搭上了开往洋山的“顺风车”。
夏大慰，52岁，曾任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经济学会工业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1985年7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10月至1990年7月在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任客座研究员。
杨贤足，65岁，1965年毕业于武汉邮电学院有线电系，历任宜昌市邮电局载波室主任、局长，湖北省邮电局副局长，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1990年7月至1993年3月任邮电部副部长，1998年3月至1999年5月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99年5月至2003年6月担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吴耀文，62岁，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1988年至1994年间任国家能源部石油总工程师、国家计委能源工业司负责人、交通能源司筹备组副组长，1994年5月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国际合作局局长，1996年3月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助理，1996年12月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1998年4月起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12月23日中石油重庆井喷事件之后于次年1月6日与当时的总经理马富才一同被免职。
从目前可获得的关于5位非执行董事的公开资料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某种猜测。两位曾经的央企高管和一位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具有更为鲜明的代表国资委行使权力的色彩，尤其是其中包括了一位会计专家，必然更有利于审计委员会的权力行使，以维护所有者的利益。而曾任新加坡港务集团主席的李庆言，从表面上看与宝钢和上海市政府之间具有更多的商业利益关系。当然从战略管理层面上说，港务专家进入董事会，无疑对于仿照日本钢铁企业临海布局的宝钢集团具有更多的战略指导意义。冯国经，作为世界商贸领域著名供应链管理先行者的主席，在提高宝钢集团的供应链管理方面将发挥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但与宝钢之间的商业利益关系很难说可以完全避免。总之，5位非执行董事要么代表所有者的利益，要么与经营者和上海市政府具有利益关系，无论如何都不会代表工人的利益。
从新《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决策权，国资委只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来行使所有者的权力。但从目前宝钢董事会的人员构成来看，国企改革的可能结果是，国资委通过强化国家所有者的权力，与经营者形成某种权力制衡的关系，但工人参与国企治理的权力却在被不断削弱。而且，随着《国有公司股权激励办法》的施行，国企的利益分配将更倾向于经理人员。所有者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得到伸张，经理人员凭借专有知识拥有越来越多的谈判筹码，那么，工人的权力如何体现？
现代公司理论认为，工人参与公司共同治理的制度性安排，是实现公司经济民主，强化对企业经营者监督，提高公司决策民主化的重要举措。诸如德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芬兰、法国和卢森堡等欧洲国家，都制定了工人参与公司共同决策的法律，德国更是在其《共同决定法》中规定，公司监事会（德国实行的双层董事会制度，监事会就相当于中国公司的董事会）由资方与劳方人员各占一半构成。而在我国，《公司法》经过修订仍然未能充分体现公司共同治理之精神，宝钢作为特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试点更是令人失望，更多外部董事的存在并未改变工人在公司治理中地位的缺失。
国企改革向何处去？
从目前可判断的国企改革走向看，主导国企改革的国资委日益明显地表现出“股东中心主义”的改革思路，而这与日益强调公司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世界发展趋势是明显相背的。也许有人会认为，对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的确，对于转轨经济国家来说，经理人才和资本的稀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中国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日益强调效率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相对于需求，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过剩。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收入分配向稀缺资源倾斜应该是市场经济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理解，中国的国企改革出现“股东中心主义”的治理倾向应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