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文化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烙印，但海尔的管理决不是中国式管理。海尔管理不仅具有鲜明的杂糅性，而且正在突破传统价值，向一家全球性公司迈进。
儒学的内在矛盾与海尔文化的局限性
张瑞敏是一个思想者。但在海尔国际化之前，张瑞敏所构筑的海尔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正是儒家文化的内在矛盾所致。这不是张瑞敏个人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困惑。
国际化之前的海尔文化，确实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但是海尔却并没有达到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这如同两千年来，孔子的理想一直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完满地实现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儒家文化有三个层次：一、注重群体价值，“以和为贵”；二、“以仁为本”；三、强调道德修养，追求“内圣外王”。儒家文化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而且在今天仍有价值。然而，这一古老的价值体系，却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儒家文化在注重群体价值的同时，也具有权威主义的倾向。儒家文化的这一特性，缔造了海尔的强人文化。万科打造了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联想制定了完善的接班人计划，但海尔的命运却似乎掌握在张瑞敏一个人的手中。除了总裁杨棉棉之外，外界几乎不知道海尔其他领导层的名字。海尔选拔干部首要的标准是要听话，其次才是才能。这些都是强人文化的反映。因此，注重群体价值的儒家文化，在缔造海尔大一统局面的同时，也使得海尔的权力高度集中。这种文化与海尔作为科技企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必定是相互矛盾的。在此种情形下，“以和为贵”的目标就很难达成。近年海尔高级管理人员大量流失，表明海尔的凝聚力正在下降。
而儒家以“仁”为核心的追求，也与其等级主义构成矛盾。在严格的等级观念下，儒家的“仁”不仅是有差别的，而且往往受到血缘、地缘的限制，从而缔造出一种家长文化。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中，多少隐含着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优越感。在这种亲情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传统家庭中，亲情有时会被威严所窒息，晚辈往往缺少应有的说话权力，紧张气氛往往使“爱”变得缺少润滑。海尔正是弥漫着这样一种气氛。因此，尽管海尔采取了以员工名字命名发明等做法，来体现对个体的尊重，仍然改变不了其整体上令人感到压抑的氛围。
“内圣外王”的境界也没有在海尔实现。海尔存在的严重的管理粗暴作风，以至于出现了典型的“骂人文化”，上级骂下属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许多大学毕业生刚到海尔，就因管理人员的粗暴而另谋高就。管理人员骂人与“内圣为王”的境界相去太远了。把下级当仆人，也根本体现不出“仁爱”的味道。虽然孔子没有主张上级可以漫骂下级，严格的等级却造就出这种被粗暴践踏的“仁爱”。这一切，都是儒家文化的内在矛盾所致。
当然，海尔之所以流行“骂人文化”，与海尔工作压力超常有关。近年来，海尔被冲击世界500强的目标所累，几乎每一个员工都背负着无形的压力。海尔就象一个高压锅，一进入就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巨大的压力让每个人的脾气都变得非常之大。为了改变管理中的粗暴作风，2001年，海尔开始推行了一段时间的微笑服务活动，要求每一名员工在与人交谈的时候都要以微笑示人。但这并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
事实上，狂热冲击世界500强已经使得海尔背离了儒家精神的核心——中庸之道。张瑞敏曾经说过，在中国只有不顾家的人才称得上是企业家。这种拼搏精神值得钦佩，但却不应该提倡。在儒家文化本身就存在残缺的情况下，海尔却在背离儒家核心的中庸精神的前提下，去实践儒家理想，显然就更难上加难了。
事实上，儒家文化固然是中国企业不应抛弃的，但在现代商业环境之下，仅仅依靠儒家文化，并不能构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儒家文化不仅存在内在矛盾，更与现代商业文明存在某些方面的冲突。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彻底实践儒家文化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海尔并没有真正实现儒家的群体观。尽管实现了权力的高度统一，但海尔的团队精神建设却存在着严重的欠缺。在海尔集团，每一个岗位、每一位员工都挂具体的指标。每月的月度例会对不同部门相同级别的人员进行考核，而不是对团队进行考核。同时，在周例会、日例会上，要对同一部门内部的每位员工进行优劣方面的考核激励。因此，海尔集团员工形成了这样的价值观念：只要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就会得到奖励、晋升，公司不会考核我在团队合作方面的能力。
在海尔实行以市场链为基础的内部市场化运作模式后，更加剧了这种价值观在员工心目中的地位。市场链将集团内部的不同流程作为上下工序进行处理：下道工序是上道工序的客户，而且上道工序所得到的薪酬直接受制于下道工序对其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评价。这
